家兔和其它动物相区别ี的另一特征，是没有群体意识和团队精神。它们不像羊，更不像狼，你把一只家兔单独关在笼子里养，它也过得很快活。所以，商场或“商海”中必须要进行的横向联系，你千万别指望他们办好。家兔们擅长于在笼子里沉思，幻想“创作自由”擅长于坐在书房或办公室里展望将来，构制蓝图，却不会处理眼前的人际关系。“行为科学”这个ฐ词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你只能要求他们稍稍懂得一点行为的有效性。同时，正因为他们缺乏团队精神和承担风险的勇气，所以你也别指望他们会如上海话说的那ว样替企业“担肩胛”大厦稍微晃一下，首先打洞逃跑的一定是家兔。
对商品经济我们毫不陌生，《资本论》四十多年来都是我们的教材。如果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去学习并加以运用，我们将会在经营管理上超过大多数职业商人或企业家。
对目前西方流行的“社会病”如吸毒、酗酒、迷信、形形色色的犯罪案猛增等等，我们解释这是资本主义แ制度不可避免的恶果，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精神空虚的表现。诚然，就因私有制而产生的根本矛盾所造成的社会现象来说，如此解释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在作如此解释的同时，也应该承认西方在各门科学与文学艺术上，直到今天仍然不断ษ地涌现出具有创造性的优秀人才，其数量之多，成效之优，还是我们要向它看齐的。所以，现代人所谓的“精神空虚”究竟有什么内容，它和社会制度的联系点在那里，是我们必须搞清楚，才能扬其长、避其短的。
有人说，你的刘钊ฦ和我的陈抱帖ຆ都有着很浓的理想主义แ色彩。不知你怎么想，我是承认的。文学，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没有理想主义的光辉，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了。黑格尔曾这样说：“艺术把现象的真实内容从这个ฐ肮脏、短命的世界的纯粹外表和欺骗中解放出来，并且赋予它们一种更高的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这样，与一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比较，艺术现象就变成了更理想的现实和更真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刘钊和陈抱帖以及我笔下另一个人物——《龙种》中ณ的龙种，都应该说是“现象的真实内容”或“更理想的现实”当然，我们和黑格尔理解的并不尽相同，我们所说的“更理想的现实”不是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现象中的现实性。诚然，从“纯粹外表”和“表面现象”上看，刘钊、陈抱帖ຆ、龙种这样的领导人不多，有时更多的倒是使我们摇头叹气的人。但是，正是这样不多的人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下的“真实内容”因为在他们身上不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向往、希望、要求，而且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邵你说的“历史操流”他们自身的命运和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扭合在一起，也许还会遭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失败，但最后胜利的终归是这样的人。
蓦然，我心头一动，感到这一切所形成的气氛，对于我，对于我们共和国的新时期，都仿佛有种寓言的意味。一个人的新的生命，一个国家的新า的时期，一个小生命的诞生，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的。这样的开始，预ไ示了他们都必须顽强的奋斗才能胜利或生存。
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
由于没有读完本书收集的全部文章，只能ม凭感想写出上面的文字。据我所知，为税务工作者写报告文学，并且出版了专集的，可能我们宁夏在全国算是领先的。因而我要为ฦ宁夏作家协会办的这件事叫声：
黄帝的子孙，或说是猴子的后代，上帝ຓ的创造物，在失去绿色的遮荫下生活，在光秃秃的石头滩上生育，一代又一代，皮肤变得粗糙了，表情变得呆痴了，神经变得麻木了，大脑竟然也萎缩了。在森林里生活的野兽都比在秃山沙漠中生活的野兽活泼健壮、皮毛光亮。何况万物之灵——人乎ๆ？试把如今踽踽在贫瘠山区的农民形象和秦陵出土的兵马涌外貌相比较，就可看出我们的人种在退化。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给他们供给我国翻译出版的文学书籍。何滨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人员的身分，当场与那位图书馆管理人员建立了联系，答应以后不断地给瑞典文学院寄书来。胖胖的管理员很高兴，双方都交换了通迅地址。回国以后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何滨这个小小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条件给他寄书，寄过了没有。恐怕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我觉得，这可能ม是我一辈子的主题，因为ฦ这就是我的命运，无论是此前的《绿化树》、《男ç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还是《青春期》，都笼罩和纠缠在这样的记忆中。
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革”结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态上这样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我们没有来得及对这场革命给人心灵造成的伤害、摧残进行清理，甚至，我们都忘记了这沉重的一页，我们经历的一切被遗忘了。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我写作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我把那22๐年的艰难岁月，和那时中ณ华民族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小说里表现出来，为的就是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走过什么样的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在那ว十几年里，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宝贵部分，它影响我一生，也影响到เ我的家庭，千千万万的中ณ国人，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些经历呢？如果有人读我的作品，对那段历史有所认识，那我将非常高兴。因为这正是作家的使命。
我为什么不买日货这篇文章是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背景下写的，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有感于现在的人对历史的遗忘，我在文章里发表了这样激愤之辞，但是后来我发现很难做到这一点。现在在这个ฐ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用排斥某个ฐ国家的商品的做法，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不过我总是想强调我那篇文章的后记里的犹太人的一句寓言：“斧头被发明以后，森林害怕得发抖。神对森林说：只要你不给他提供柄，他便不能伤害你”因为成长的环境和历史、文化原因，我们这一代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社会和政治都会影响到你，然后它成为你生命里的一部分。
中国文学现在已进入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文学曾在中ณ国社ุ会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是因为中国人包括中国文学被压抑了2๐0年之久ื的一次反弹，聪明人都在搞文学。那时候中国文学担当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作用。我很有幸地成为这个ฐ先锋队中的一员。后来社会出现了其他机会，他们就去忙别的去了，我们现在说文学进入了边缘化，不如说中国作家都需要这样一个ฐ调整和适应的过程。
接下来谈谈我的经商吧。
19๗92年小平南巡后，全国掀起了办三产的热操。宁夏文联也不例外，我是宁夏文联主席，文联没有钱，想把一座大楼押给银行，可这座大楼是国家的财产。那怎么办呢？我作为主席，又是宁夏文联的法定代表人，我想创办企业，那我只好拿自己在海外的译作来抵押。他们给我付了版税，外汇存单拿到เ银行去抵押，这就是资金的来源。
后来我们办了这个现在我所经营和管理的镇北堡华夏西部影视城。1994年，党中央又有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都要和第三产业脱钩๗的文件。我脱钩后就成了民间企业家。这正是我非常困难的时候，一个实体刚刚开始起步是不会有利ำ润的，全部的债务都压在我身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全力以赴要去办企业的原因。如果我不办企业的话，我就破产了。因为我所有的存款都押在银行。为了还贷款，我花了大量精力在做生意上面。
当时这个公司号称有93万资产，但是资金没有全部到位，只有78๖万，我占了其中5๓0万，拥有绝对控股权。经过苦心经营，很快影视城就发展起来了，到了1995年，已经还清全部贷款，开始赢利。
说起来，发现这个城堡是很偶然的，1961้年的冬天，我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释放出来，转入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当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去赶集去买盐。同事告诉我说附近有个ฐ集市在镇北堡。我就去那里买盐。我看见这个城堡的时候，它周围是一片荒野，没有任何建筑物，一棵大树都没有。一片荒滩上突然耸立这么两个古堡的废墟，在早ຉ上的太阳照耀下，给人的感觉是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给我一种非常大的震撼。
一进入这个镇北堡里面，居然熙熙攘攘的，还是个小集镇，我马上就联想起好莱坞拍中东电影的场面。我觉得很有审美价值，后来我才知道它实际上是明代或清代建造的边防戍寨，后来我就把镇北堡写进了小说《绿化树》里。
再后来办企业，文联办企业总得和文化沾点边，我就想起了这个镇北堡。
这里的第一部电影是张军钊ฦ的《一个和八个》，摄影师是张艺谋。那时张艺谋默默无闻。我刚刚ธ平反，从劳改队里放出来。张军钊、张艺谋他们为了取景，一路找到เ宁夏来，找到了当地的文化机关，文化机关也不清楚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就来找我。我刚ธ从农村回到เ城市，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叫文联的人带他们去。
第二部电影是谢晋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我就把谢晋给领来了，他一看特别满意，当时就决定在镇北堡拍戏。谢晋也非常欣赏镇北堡特殊的韵味，12年后的1993年，他又将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拍成电影，又来到เ镇北堡。
镇北堡给张艺谋留แ下了强烈的印像，所以几年后，他拍《红高粱》的时候，又来了镇北堡。在《红高粱》杀青那ว天，将自己的一双胶鞋埋入镇北堡的土地下，并且发誓说，如果这部片子不能成功，他将永远不再走电影这条路。《红高粱》在中国上映后，不但获得多项大奖，而且也在西柏林影展上得奖，张艺谋就这样一炮红了。
后来吴天明准备拍我的《黑炮事件》，我把他也拉了过来，但是他最终没有拍，而是由黄建新拍了。滕文骥到镇北堡拍摄《黄河谣》，陈凯歌来这里拍摄《边走边唱》。一部ຖ部电影拍了出来，镇北堡也在电å影界有了名气，在电影人圈内一个一个地传开来了。来拍电å影的人就更多了。
有人问我，你能够在小说里对《资本论》分析得头头是道，所以经营对你不是问题。
我觉得，经营管理不成问题，我学《资本论》必须要搞清楚这点。我在当“右派”的22年中熟读了《资本论》，它无形中练就了我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我往往有一点前瞻性。《资本论》在今天已经不是一部时尚读物，可是我要说，它仍然是一部能够指导我们怎样建设市场经济的必读书。我“下海”后便自觉地尽可能按照这部书里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ณ国还不广为人知的时候，我要恢复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的著名影片的场景，将它们转化为旅游商品之前，就主动付给影片场景设计者一笔不小的费用，以取得利用它们的权利ำ。设计者那时还很惊异甚至不敢接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拥有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识产权费，我将花数十倍上百倍的费用。
另外，首先必须要建立一种公正的雇佣劳动关系，是在市场经济下运行的劳资关系。我对我手下的员工首先是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给予适当的报酬，现在我已๐经给他们同行业在银川最高的工资。我把这叫做分享，而不是剥削。
以前向剧组收钱就很少，现在剧组来拍戏是不交钱的，以此吸引剧组。我和他们签约时就说好，他们在这儿拍戏，我会维持好秩序，但必须允许游客参观。因此，即便在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拍戏也会有游客。
电影电视拍摄后留แ下的场景道具还可以迅速转化为旅๓游。我的小说《青春期》里有一段话，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也说过：“要在市场取得个人的巨大成功，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剧组需要什么，游客要求什么，我们都必须做到，这是成功的保证。现在我为剧组提供水、电、群众演员、道具原材料，基本上是成本价，这么低廉的价格是全国所没有的。即使以后不拍戏了，我仍有足够的景观和影视娱乐资源可以让游客过一把明星瘾。
这样的城堡当时在西北部共建了500多处，现存20่0多处。宁夏还有比这更完整的城堡，但是它们都默默无闻。列ต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我向剧组收场租费的50%要交给当地的文管部门。随着影城的名气越来越大，我们的门票也是越来越高，从5块涨到现在的40块。
在我十几年的经营里，困难不是来自于经营，而是其他运作过程中与各方面人打交道的原因。我通常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许灵钧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他们就不会在一起，是由我来决定主人公的命运。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所以你必须在别人操纵的时候要学会反操纵。靠什么呢，靠法律和勇敢。还有政府上的支持，银川和宁夏的领导对我还比较关照。
相对权力来说，其他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现在最麻烦的是土地问题，没人能想象我今年才拿到土地承包使用权，都1้1年了，都已๐经成了一个中外知名的影视城了。以前按照政府的文件，土地是属于一个农场的，农场以土地入股，是我的一个大股东。但是里面实际居住的是牧民，按照文物承保来说它又是属于文管局的，三家在扯皮，我一个使用者要伺候三个主ว人，你说累不累？对农场来说，它已经不可能回去种树了。而文物单位也看到，靠这个影视城，它所谓的文物才能很好地保存。
现在我跟三个单位都还在周旋，但下面的问题解决就可以了：第一，承包的问题。我向农场承包到2043年，每年交土地使用费50元／亩，国有企业是没有这一项的。第二，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有新文件，文物保护单位不能向被保护单位收费，但我逢年过节会感谢他们的支持。第三，搬走的牧民是给一些公益性捐助，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一直给他们。我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产条件，他们原来的房子都要快倒了，我给他们造了房子、打了水井、通了电å。一年还要给这22户几万块钱，公益性的，不是每户，所有都交给队长。
市场经济是分割经济，给他一点利益不就行了吗？最后就周旋过去了。所以在中国搞民营只能曲线前进。
有人问，从以前的文人到现在的商人，你喜欢哪种活法？
我认为ฦ，经商让我的生活充实了很多，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最好的深入市场经济方式莫过于创น办经营一个企业，这让我对于社会体制改革了解得更深刻๑，比做专业作家的时候接触社会更密切，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再写东西就是写影视城、写商业，而是通过这个对人生感悟越来越多，让小说的细节丰ถ富。我的书不会变成写市场经济大操，仍然会是写体验人生命运感的故事。这样比我整天什么都不干只坐在书斋里更感性。
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给附近的农民提供5万至8万个就业机会，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有50万人都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感觉上天对我不薄，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千千万万人死掉了，千千万万个活下来的人中，也没几个达到了我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拥有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ຖ厚重的小说。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我感谢命运或者是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丰富的人生经历，我死而无憾ย。